盘点18大后83名厅级以上落马高官：一把手占4成

“你看反腐败抓了这么多人，抓住时他是一把鼻涕一把泪，但没抓住时他可能还腐败。”10月28日，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接受组织调查。 （CFP/图）

南方周末记者刘俊根据公开报道整理。 （何籽/图） 

    原标题：一把手腐败是最大难题 十八大以来83名厅级以上官员的腐败样本调查

    83人中有32人是所在部门一把手，占四成，另有将近六成是分管一摊的二把手。

    83人的贪腐多发生在过去十年间，与十年里的大拆大建密切相关。

    三成人的贪腐潜伏期在公开报道中可循，平均潜伏期9.5年。

    2013年10月28日，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廖少华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第12名省部级高官。据最高检近日披露，2008年至2012年，共有30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年均6名。

如果将统计范围扩大至厅级官员，十八大后落马官员的数字颇为惊人。最高检称，2013年1至8月份，仅进入司法程序的厅官就达129人。这意味着，每两天就有一名厅官落马。

    南方周末记者选取被广泛报道的83名厅级（含副厅）以上官员作为样本进行分析，试图探寻他们因何落马、权力寻租集中在哪些领域等等，以期从中窥见新一轮反腐的时代特征。

    83人中有12名省部级官员，其中中央委员一人，中央候补委员两人，遍布25个省级行政区，几乎囊括了所有行业和寻租领域。他们中既有党政一把手，也有大型国企老总。

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发现，这些官员贪腐潜伏期都很长，许多人一边腐败一边提拔。官官、官商同盟的紧密程度比十年前更甚，83人中有三成因窝案引发。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没有一例是因同级纪委查处而落马。

 多为一把手或二把手

    就年龄分布而言，这群落马官员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83人中有13人年龄不详，其他70人中，50后、60后官员占八成，算是典型的“共和国一代”。他们大多在改革开放后走上领导岗位，经过层层选拔主政一方，属于当之无愧的政坛精英。

    不少官员在落马前刚获重任。廖少华今年1月刚当选贵州省委常委。蒋洁敏，国资委原主任，2012年十八大上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落马的两名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分别是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和中石油原副总经理王永春。

    另有两名40后官员退休后“晚节不保”，分别是64岁的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以及只比他小一个月的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临退已退官员落马现象在中国政坛并不常见。除了郭梁二人，另有8名50后官员也临近退休，他们大多在人大、政协工作。

    83人中，有32人是所在部门一把手，占四成，另有将近六成是分管一摊的二把手。舆论常常用“土皇帝”来形容这些主政一方的大员，一把手权力之大、监督之难由此可见。

    过去十年，中共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力图破解一把手腐败的难题。包括审批权下放，推行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等等，但一直被批评治标不治本。从83名厅级以上官员落马情况看，他们的权力寻租多出现在行政审批、人事安排、政策奖励、国有资产拍卖等环节。

    行政审批过程中的贪腐最为常见。据《东方早报》报道，贵州省黔东南州原副州长洪金洲曾为了一个100亿电厂项目，进京拜会国家能源局，进贡局长刘铁男一百余万元。

    广东省国土厅原副厅长吕英明落马，亦与采沙审批权有关。据广东检察院披露，2008年至2012年，时任广东省水利厅副厅长的吕英明违法为商人盗采河沙提供保护伞，致使国有资产流失8个多亿，其受贿所得不低于2000万。

    曾有媒体报道称，深圳大运会于2007年申办成功后，多项工程未按期规划和招标，以致最终赛期临近，为赶工期，绕过招标程序径直安排，而身为大运会执行局一把手的梁道行难辞其咎。

    在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主政扬州、昆山、南京期间，一家名叫金螳螂的装饰公司拿下许多重要楼堂馆所的装修工程。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曾有一家公司通过竞标拿到了扬州一家政府单位的装修项目，但因时任扬州市委书记季建业给该单位打了招呼，最终工程项目交给了报价更高的金螳螂。

    一把手在人事任免上的权威也难以撼动。83人中有3人被检察机关证实此前担任一把手时涉嫌买官卖官。分别是湖南省人大原副主任吴永文、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以及马鞍山钢铁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赵建明。

    在地方上，买卖卖官现象或许更为普遍。据《21世纪经济报道》，包括揭阳市原市委书记陈弘平在内的三名揭阳厅官落马，均与此有关。“三人都是潮汕地区本土系官员，在当地浸淫多年，已经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

在大拆大建中堕落

    梳理可见，83人的贪腐多发生在过去十年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十年，也是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十年，而多数高官贪腐的养成，与这十年的大拆大建密切相关。

    分税制背景下，卖地已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转让过程的权力寻租便应运而生。83人中，除了6人来自国土系统，另有8名涉嫌贱卖土地。

    公开报道显示，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被揪出，缘于巴彦淖尔市最大房产商的落马。王曾主政巴市7年，在王的帮助下，该房产商从一个小公司一跃成为龙头老大。

    土地开发中，究竟有多少个环节存在贪腐可能，郭超案或许可资借鉴。检察机关指控，这位合肥市人大原副主任在担任合肥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期间，为他人在减免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出让、变更土地用途等方面谋利，受贿近600万。

    翻开安徽省黄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汪建设四百余次受贿记录，共计五百多万的受贿额中有八成来自房产开发、装修行业，几乎囊括了黄山市区主要房地产类企业。

    放眼过去十年，中国GDP很大程度都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除了卖地盖房，城市化过程中的大工程、大项目也居功至伟。这些动辄投资几十亿的项目在为官员政绩加分的同时，也给寻租提供了更大的温床。

    季建业力推的南京雨污分流工程，广东省揭阳市原副市长郑松标操办的揭阳潮汕机场，均为他们日后的落马留下祸根。公开报道显示，广东纪委基本确认郑松标在机场建设中谋取巨额私利。颇为讽刺的是，2011年，郑松标因推进机场建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据财新网报道，1994年，深圳宝安区政府就先后投入40亿建造填海工程，时任宝安区委书记的梁道行违反深圳市招投标规定，将约3亿元的工程指定给一位颜姓商人承包。其后，此人还当上宝安区政协常委、深圳市人大代表。

    城市建设过程中的腐败几乎涵盖各个相关系统，尤以交通、水利、能源等相关系统最为普遍。能源需求量的激增，同样导致矿产、采沙、石油等行业成为腐败重灾区。有舆论指，中石油人事地震，主要是油气田的大量外包工程为腐败滋生提供温床。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在铁矿开采中给予矿产商特殊照顾。

多人边腐败边升迁

    大拆大建常常引发外界质疑不断，可许多人的仕途非但没有受到波及，某种程度上，大拆大建反而被当成政绩，为他们日后的提拔积累政治资本。他们往往一边腐败，一边升迁。

    83人中，有三成人的贪腐潜伏期在公开报道中可循，平均潜伏期9.5年。这些人中又有18人属于边腐败边升官的政坛“不倒翁”，占总人数的两成多。

    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最早的贪腐行为可追溯到他担任莱芜市委组织部长期间。梁道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贪腐记录。据报道，当时任罗湖区副区长的梁提拔了一位女子担任罗湖一家区属公司经理，后此人因贪污罪获刑，梁却毫发无损。

    由于贪腐过程隐蔽，这些污点一开始并不容易被外界察觉。等到被人质疑时，又因官员大权独揽、监督失灵，质疑声很快就淹没在他们高升途中。

    有商人举报凯里市原市长洪金洲收钱不办事，洪警告对方：“在贵州省范围内，能告倒我的人还没生出来。”一位下属写打油诗“梁不正，道不平，行不端”讽刺梁道行，先是被以诽谤罪调查，随后梁派人成立专案组对其展开1年的审查，最终免除其职务。

    综合公开报道，83人中，未有因同级纪委调查而落马的案例。上级纪委的调查大多止于“查无问题”。据报道，1997年，梁道行还是宝安区委书记时，深圳纪委曾对梁道行立案，但后来不但没有查处，梁反而平安无事地转做南山区委书记。有举报人称，他们发现，举报揭发梁的材料，有些竟转到了梁本人手上。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010年，广东移动原董事长徐龙还是浙江移动董事长的时候，浙江省纪委就对其展开审查，审计方面也对其展开过五次离任审查，但因所涉事项都不大，后不了了之。

    皖西宾馆原总经理程明烛对倪发科的举报始于2004年。皖西宾馆是六安市的一家国有宾馆，程明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时任六安市委书记倪发科贱卖了国有资产后，他用各种形式，包括实名向省纪委举报、微博举报，然而直到倪发科落马前都没有收到答复。

    一些地方官员已演变成腐败共同体，若不是外力介入，很难想象中石油窝案、吕英明窝案、揭阳窝案会这么快被揭发。“不倒翁”存在的另一个主因在于：上头有人。

    中石油副总裁冉新权自2008年接管长庆油田以来，长庆油田员工以匿名、署名方式递出去的举报信从未间断，然而由于“上面有人”，冉新权反而步步高升。

    梁道行的上头，有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的青睐。因梁案落马的深圳卫计委原主任江捍平能一路提拔，又离不开老领导梁道行关照。

    安阳市原市委书记张笑东在安阳工作11年，三任书记先后落马，作为副手的张笑东却屹立不倒。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贪腐者往往呈现出“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阴阳脸。监督失灵和上级庇护，令他们在贪腐时肆无忌惮，但在台面上，他们还要高举反腐大旗。

    吴永文主政湖北政法委期间，曾要求下属把握守牢底线、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三条线”。就在2013年6月，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还要求遵义领导干部把好思想关、欲望关等廉政关。季建业履新南京市长时曾许下承诺，“不为亲朋谋私利，不干涉工程招标”……

    有的还会在领会中央精神之余有所创新。湖南科技学院原党委书记佘国华号召全院职工“以学修廉”，河南省原农委副主任胡玉成提出要以河南清官焦裕禄为楷模。

    不过，在湖南商学院教授王明高看来，每个官员都有两面性。“舆论不能在位时说他多好，什么几十年如一日，下台后又说他多坏。”王明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83人中的一个例子是，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原副局长张善彩曾在主政石首期间下水救落水儿童。

多人落马前并无征兆

    许多人在落马前并无任何征兆。蒋洁敏落马，据称是他的老部下王道富供出来的，刘铁男是因为记者罗昌平的举报而下台。“综合运用各种反腐手段，是这次反腐风暴的特点。”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83人中，跟情妇有关的举报有5起。这几名官员的落马均与网络爆料有关，如微博爆料、网上发帖或上传视频等。其他落马高官中，有4人已查明有情妇情节。官方披露，广东韶关市原副市长尚伟的腐败多为满足情妇需求；安徽阜阳市人大原副主任刘家坤为情妇收受巨额财物。

    网络举报比例占到总数三成多。山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李亚力之子醉驾袭警，视频传到网上。据《新民周刊》报道，李亚力曾公开表示：“网上的吵吵，好解决么。让他们删么！”李亚力为了删帖花费数百万元。然而最终李被停职调查。

    商人是网络举报的主力军。韶关市原副市长尚伟的落马，就跟商人举报直接相关。

    高官落马的另一个导火索，也源于商人，不过他们不是在网上，而是在高墙之内。李春城、王素毅、季建业都因此被牵出，官商联盟紧密程度可见一斑。83人中，可证可查的官商联盟不少：郭永祥与吴兵，季建业与金螳螂，王素毅与房产商，倪发科与大昌矿业，李春城与“哈尔滨帮”，刘铁男与倪日涛，吕英明与采沙商……

    打“大老虎”时也会牵出“小老虎”。洪金洲被刘铁男案牵出，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陈良纲被倪发科案牵出，倪在任副省长期间负责国土等方面的工作，揭阳三厅官的落马也是互相揭发的结果。

    83人中有四成官员落马方式不详，其中一部分或许是中央巡视的结果。冯朝辉是中央巡视组来太原时被“双规”的。许润龙是中央巡视组进驻南昌后落马的第一个厅官。

    如果有上级部门下来巡查，一些举报者认为“机遇”来了。2007年开始，黄山市城建设计师胡佳泉开始对汪建设举报。2011年7月，黄山市委换届选举，胡看到《黄山日报》通告称安徽省委派工作组进驻黄山，“欢迎干部群众监督换届选举”。

    胡决定再试一次。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11年10月省纪委向他核情况。2012年12月，汪建设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移交司法机关。2013年10月，汪因犯有受贿罪获刑15年。

    除汪建设外，83人中另有两人也已宣判。此外有三人已审未宣判。已经受审者中，无一人是省部级官员，可见省部级官员的审判要比厅级官员更为漫长。从目前情况看，纪委还在立案调查的45人，占到总数一半，其余三成还在检察机关侦查阶段。